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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11月9日，一工友看海峡都市报时，说起一个由安徽来深圳的打工者，其妻遭受联防员毒打奸污，自己却躲在距离不到二米、隔壁的杂货间“忍辱”一个多小时，最后才拨打110报警。我当时听了，并没有多少在意，只是随口说了一声“窝囊”后来从他手中接过报纸一看，竟然怒火中烧起来。
原来这个叫杨武的丈夫，其实并不“武”只是一个身高不到1米6的瘦弱男人，家境贫困，有四个孩子，一个76岁的老母亲。夫妻二人在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处，开了一家电器维修店，靠每个月1000多元的收入勉强支撑这个家。而案犯杨喜利却是一个身高1米8，并带有两个壮汉的联防队员。那晚八点多钟，杨喜利带着两个壮汉走进杨武的店中，一阵打砸怒骂之后，竟然叫那两个壮汉把门，将杨武之妻当场毒打奸污。而躲在另外一个杂货间的杨武，虽然相距仅隔2米，并清楚听到内房的毒打和强暴声音，却咬牙忍受，不敢做声。直到事发后一个多小时，才拨打110报警。
这种在旧制度和电影才能看到的镜头，在现代文明和法制的社会里重演，无疑给每一个有良知的公民，脸上一记重拳。顾城生前写过这样一句话“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”在我们的文明社会里，虽然永远会有贫富不均，会有强态弱势之分，但每一个公民，都有他们平等生存的权利。虽然他们可能比较弱小，生如蝼蚁，但在他们的世界里，依然能活得、过得快乐如神。然事实是怎样呢？他们不但不能过好自己的生活，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，还得在别人的欺凌之下，委曲求全，得不到一点人性尊严！
让我们再看一看后续的调查吧。此事发生在2011年10月23日晚，事后案犯已被警方控制。然而，杨喜利一家的姐姐、姐夫、哥哥却轮番上门骚扰，要求撤诉。他哥哥还威胁说：“他坐几年牢出来后，不能保证你们全家小孩的生命安全，反正他老婆也跑了，已一无所有，你们看着办。”他的母亲则说：“真是不要脸的女人，勾引我儿子还污告强奸？”“你被人强奸了，还将事情搞得这么大，还有一点羞耻吗？”被人强奸就羞耻不敢上告，这似乎还是一种旧观念和弱势心理。如果我们的社会还停留在这种低级状态之下，那岂不是更加悲哀？
而后的11月7日，记者在采访中又了解到，案犯杨喜利所在的联防队领导称，杨喜利在队里当联防队员已经有几年时间了，据说平时好好的，只要喝酒就会行凶闹事。案发的当天，杨喜利也是因为喝了酒，才逞凶闹事，现已被开除处理。如此说来，这杨喜利只要一喝酒就闹事，而且在联防队也有几年的时间，而联防队的领导却到案发之后才给予解聘处理，并把责任推托给喝酒闹事，这话说得也太轻松了，无怪乎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没有悟性。
既然是文明的法制社会，那么我们所设立的执法部门和联防协管部门，就是为了保护这些弱势的群体，让他们的生活、生存不受强暴势力的欺压。否则的话，以今天的这类镜头，和当年法西斯持枪污辱妇女又有何区别呢？海都报的另一版评论“丈夫坐视妻子被奸污”谁的耻辱写道：“身为丈夫，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流氓肆意奸污，仍是不敢拼死一博，此情此景，真是举国悲愤——男人起码的血性去哪里了？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，其实分析完报道就知道，这是典型的弱势者历来顺受的心理”
我很理解编者这句话，但我们却更应该觉悟这句话：“一个把人分为三六九等、歧视外来人员的城市管理体系，怎么能让无力者有力，窝囊者坚强？杨武的耻辱不仅是他的耻辱，与整座城市的冷漠大有关联”是的，或许我们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，做为一个文明的法制社会，道德和法律所应该体现的，是让一个弱势群体能有一个安静祥和的生活环境。让他感受平等，感受温暖，感受到一个大家庭的欢乐，感受到做为人的自尊。而事实呢？杨武店面所在的位置，距离社区警务室和社区联防队只有十米。人说大树底下好乘凉，看来这个社区警务室不是棵大树。更有甚者，杨武在事后对待杨喜利家人的骚扰时，还是表现得屈尊求饶一股奴性！
因此，如果我们说一些东西只是形式上空谈的话，那么，法制治国之论还说得为时过早。我们的一些部门是否根据法律办事，是否真的一心为民、保护弱势群体，还有待人民群众来考验！什么时候，我们才能真正过着“生如蚁而美如神”的生活呢？或许我们现在还贫困、还弱小，但我们一样需要有人性最基本的尊严，而这些，应该是一个平等的生存环境才能赋予的。
隔天，我收到腾讯一条短信，说案犯杨喜利已经伏法。看后心情仍然不能平静，虽然是天理昭昭、法网灰灰，可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杨武这一家子，以及无数像杨武这样的弱势群体，他们还会用怎样的生活方式去生存呢？当我们大谈法制治国的时候，某些专门“治理法制”的人，是否应该让他们悄悄地、走出“法制”这个纯洁的圈子呢？